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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jìnrì)，因水位下降，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佛像和石狮露出(lùchū)重现，这一“水下佛国”再度引起网友关注。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实地探访了解到，这一“水下佛国”在2020年被(bèi)(bèi)外界知晓后开始“走红”。当地文保员邓(dèng)永福表示，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几乎每年都会露出(lùchū)佛头，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2020年以来，有三年完整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de)佛济寺摩崖造像

对于露出(lùchū)水面的佛像和石狮(shíshī)，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shuǐxià)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并设立文保员。

半世纪前水库蓄水枯水期佛头会露出(lùchū)

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wénwùbǎohù)单位(dānwèi)，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员，也是当地居民。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书房坝水库在(zài)1974年蓄水后(hòu)，佛济寺的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但几乎每年枯水季节，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lùchū)水面。遇到干旱(gānhàn)年份，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zàoxiàng)

“（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有10多年完整露出过，每年(měinián)露出两三个月，涨水后又会被淹。”邓永福还说，2020年以来，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因为近几年(jìnjǐnián)受到外界关注，每年枯水季节(jìjié)，都会有游客(yóukè)前来游玩。

▲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móyá)造像

据了解(liǎojiě)，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享有“中国石刻之(zhī)乡”的美誉。

今年石狮和20多个佛像(fóxiàng)完整露出，

专家建议(zhuānjiājiànyì)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造像(zàoxiàng)现场看到，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de)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lùchū)，“捧绣球”的石狮在水库边相视而坐，仿佛在对话一般，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刻得栩栩如生。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还有部分(bùfèn)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石狮

据(jù)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de)消息，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水库建成后，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yānmò)在水中(shuǐzhōng)。其中，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罗汉寺、佛济寺被部分淹没。枯水季节(jìjié)常有佛像露出水面，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

2020年，书房(shūfáng)坝水库“水下佛国”之所以引发关注(guānzhù)，源于罗汉(luóhàn)寺、佛济寺摩崖造像“重见天日”。其中，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29个、造像69尊、石塔(shítǎ)1座(zuò)、碑刻题记4通，石窟开凿于清代，造像内容以罗汉、十菩萨、七佛、天王、弥勒佛等为主。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造像155尊、浮雕石塔3座、题记9通，石窟开凿于唐代，宋代续有雕刻(diāokè)。

6月19日，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gàosù)红星新闻记者，尤其是最近几年，佛济寺(sì)和罗汉寺在枯水(kūshuǐ)季会露出(lùchū)水面。为此，专家建议，不(bù)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并设立文保员。目前，省级文物(wénwù)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此外，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通过“人防(rénfáng)、技防、犬防”以加强保护。此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

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佛眼"回归：系男子(nánzi)在地摊上偶遇

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前不久回归(huíguī)云冈石窟。

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táozhì)眼球，至今光可鉴人(guāngkějiànrén)，与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

这枚陶制眼球的(de)捐赠者(juānzèngzhě)为太原市民田亦军。2006年，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卖主(màizhǔ)也不(bù)知道这是何物。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

直到近20年(nián)后，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rénwénkēxué)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与自己多年(duōnián)前购(qiángòu)藏的陶器极其相似，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

今年3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受托赴(fù)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

围绕这件陶眼(táoyǎn)身份的鉴定，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还有很多(hěnduō)值得探讨的问题。

云冈第19窟佛像，双目眼球都已(yǐ)脱落 本文图/赵昆雨供图

佛眼争议(zhēngyì)：是辽金文物，还是瓷拍子？

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一些网民提出疑义，有人认为这件陶器(táoqì)酷似瓷拍子(pāizi)。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赵昆雨(zhàokūny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pāizi)。瓷拍子通常表面(biǎomiàn)较(jiào)平整，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表面釉色细腻，光可鉴人。

至于研磨器的猜想，为了达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dōu)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这件陶器(táoqì)表面也并(bìng)无研磨痕迹。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bùtóngyú)其他可供比对的陶瓷器，陶眼之器，典型性特质很少，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赵昆雨说，近些年，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这件器物如果确系(quèxì)云冈佛眼，那就万幸(wànxìng)，我们(wǒmen)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是，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文物鉴定本身，需要(xūyào)不停地论证”。

中国(zhōngguó)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鉴定(jiàndìng)陶眼归属，需要综合(zōnghé)艺术风格、材质工艺、考古学及科技(kējì)手段分析。

近日回归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的疑似陶眼

比如艺术风格方面，可以(kěyǐ)根据云冈石窟(shíkū)佛像细长眼型特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对比陶眼(táoyǎn)的艺术风格来判断。材质工艺方面，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疑似(yísì)眼珠若(ruò)材质成分与特定石窟一致，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可作为鉴定依据；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也可溯源关联性。

一些考古学(kǎogǔxué)和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kěyǐ)派上用场。詹长法说，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yǔ)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2022年，龙门石窟修缮中(zhōng)，考古人员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liúlí)眼珠，经鉴定，其(qí)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陶眼体形都不大，并不昂贵，却为造像赋予灵性(língxìng)的神采。

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这些陶眼形状、尺寸各异(gèyì)，主要有蘑菇形和(hé)圆锥形两种。其中最大一枚(yīméi)呈圆锥形，直径(zhíjìng)11.5厘米，高14.4厘米。此次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头部呈半珠状，直径10厘米，尾部为直径4.5厘米的平底，约一斤重。

北魏时期，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造像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据统计，云冈石窟共有(yǒu)16个洞窟(dòngkū)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涉及佛像、菩萨、供养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仅剩10余件(yújiàn)。从残迹看，当时嵌入石雕部分(bùfèn)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状。

詹长法说，在“凉州模式”和(hé)“云冈模式”影响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龙门等石窟，北朝(běicháo)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过刻制(kèzhì)或彩饰表现眼部。到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摩尼珠”，或许曾被用作(yòngzuò)佛眼。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响堂山(shān)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未说明装配技术(jìshù)。

现藏于(xiàncángy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

“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在辽金时期(shíqī)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sìyuàn)。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shǐliào)缺乏记载，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未找到(wèizhǎodào)相近举措。”詹长法说，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有相当高的(de)技术难度。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与佛教艺术的进步、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duì)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詹长法说，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结合(jiéhé)了辽金本土(běntǔ)美学，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

多年以来，在各类纷繁(fēnfán)紧迫、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guānzhù)的议题。“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赵昆雨(zhàokūnyǔ)说。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一枚指甲盖大小(dàxiǎo)的佛眼从辽金(liáojīn)地层中出土。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shàng)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因而没有任何疑义。

这枚陶眼有(yǒu)可能是自然脱落的。詹长法说，在石刻雕像上(shàng)安装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比较难保存，年代一久容易脱落。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多见于寺院(sìyuàn)木刻的彩塑造像。

除了自然脱落，也(yě)有(yǒu)人为破坏的可能。20世纪初，云冈石窟经历(jīnglì)了至暗年代，外国不法文物(wénwù)商贩勾结村民，大肆盗凿云冈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极易盗取，所以惨遭厄运。然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对这些(zhèxiē)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既然没有流通价值，带不来(dàibùlái)收益，盗凿者多将(jiāng)眼球随手遗弃，仅个别或散落民间。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均“采集”自第8窟内，其中一件高7.2厘米(límǐ)，直径7.0厘米，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de)眼珠。2006年，日本学者(xuézhě)冈村(gāngcūn)秀典在其《云冈石窟遗物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这是(zhèshì)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táoyǎn)。

而很长一段时期，在云冈石窟之外(zhīwài)，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1985年，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de)回归。

“送上云冈石佛(yúngāngshífú)陶眼一件(yījiàn)。”当年年初，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系教授宿白(sùbái)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开头如此写道。宿白在(zài)信中介绍：“此物系美国堪萨斯(kānsàsī)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协和即(jí)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担任(dānrèn)过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20世纪30年代，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兼职为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该馆所藏(suǒcáng)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包括龙门宾阳(bīnyáng)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zhēnpǐn)。1932年，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yángé)，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他只从(cóng)村民手中购得了一枚云冈佛眼，花费一块大洋。

河北曲阳北镇定窑(dìngyáo)遗址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pāizi)，即一般所称瓷拍子，表面平整 图/《文物》杂志

半个多世纪后，史克门(shǐkèmén)与中国文物界互动(hùdòng)频繁，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zhèméi)佛眼。经由宿白牵线搭桥，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这枚陶眼由细腻的(de)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bāhén)，这是当时将眼球(yǎnqiú)嵌入眼孔时，粘接岩石的固定点。为了给这枚佛眼(fúyǎn)寻找归宿，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赵昆雨说，第19-1窟主尊倚坐佛像，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留下直径为10—10.5厘米(límǐ)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wěnhé)，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他(tā)说，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chéngshú)，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在佛像上进行比对，应该很(hěn)容易准确复位。

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赵昆雨说，未来希望云冈(yúngāng)石窟保护基金会(jījīnhuì)能获得支持，启动一项特别行动——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sǎomiáo)，采集其直径、进深、形状等数据信息，对现在犹存(yóucún)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jiǎncè)分析、断代。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可以复位到哪尊(nǎzūn)造像上。

云冈第16窟佛像，眼球已经(yǐjīng)不存

“复位是最具说服力的。除此，如果能够运用先进(xiānjìn)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xíngzhuàng)是锥形、蘑菇形，或是其他(tā)，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他说。

如今(rújīn)，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lǐdōuzhǎn)陈着回归的(de)云冈文物。赵昆雨觉得，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wénhuàyíchǎn)，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些年，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可以(kěyǐ)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并(bìng)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更立体的认知。

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huíguī)的造像构件(gòujiàn)回到原位，回到石壁(shíbì)上最初(zuìchū)的位置。这是通行做法，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应该采取何种技术，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

2016年，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名叫王纯杰，他(tā)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sàikèlēi)美术馆，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3年前，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pāipǐn)时，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biāozhù)为云冈第17窟的菩萨头像。他当即买了下来，阻止了文物(wénwù)再次流散。

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十分熟悉(shúxī)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zhàokūnyǔ)对他说(shuō)，这件头像不是第(dì)17窟的。王纯杰十分忐忑，以为买错了。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púsà)说，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与头像可以“合璧”。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旧迹图汇（云冈石窟）》图集(tújí)，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púsà)依然是(shì)完整的，如今对照来看，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

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眼球已经脱落(tuōluò)

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huíliú)史中的标志性事件(shìjiàn)。两年之后，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rénwù)头部。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大多(dàduō)出现在供养人行列，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但(dàn)其中一尊头部残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孪生兄弟”。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

“非常幸运，王纯杰先生捐赠的(de)两件雕像，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准确(zhǔnquè)复位。”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hòu)，又被二次修饰砍削过，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xìnxī)，使得复位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qìjīnwéizhǐ)，包括史克门捐赠的(de)(de)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hǎiwài)的文物回归云冈。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海外云冈流失文物，共计100余件。他比对百年(nián)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yuánshǐ)位置”。复位是(shì)最(zuì)雄辩的证据，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哪儿，现在还好吗？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说。

云冈(yúngāng)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pāishè)，随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精美(jīngměi)的雕刻艺术。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也开启了被盗凿的厄运，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rì)、法、美、德等国。

历史(lìshǐ)上流失文物(wénwù)追索是国际性(guójìxìng)难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每隔几年，拍卖行都有云冈(yúngāng)文物上拍，常常引来谴责。“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赵昆雨说，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jījīnhuì)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

对于散落民间(mínjiān)的云冈(yúngāng)文物，这次意外的疑似(yísì)佛眼回归，是一次良性示范。“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比如造像的一只(yīzhī)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属于哪里。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zhǎodào)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丢的‘孩子’。”赵昆雨说。

“实际上，如同圆明园兽首所(suǒ)呈现的(de)，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lìshǐ)内涵与文化价值。”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詹长法评价道。